编者按 ：10月14日，益普索公布的一项英国民调显示，48%的受访者表示，无论何种情况，都不愿拿起武器为英国参战；与此同时，51%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然而，当增加军费意味着提高个人税负或削减公共服务时，均有44%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还警告，“权力被不当运用并灾难性膨胀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持续存在”，这种权力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但媒体很少提及，他们与那些可能从扩军热潮中获利的私营企业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支持加强防务，与愿意承担具体代价之间，仍存在明显距离。当然，艾森豪威尔并不想终结美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希望对它加以更审慎的管理。前英国陆军参谋长帕特里克·桑德斯过去一年也多次亮相，包括接受第四频道新闻采访、在《泰晤士报》发声。与这些军方人物并肩发声的，还有一大批情报机构高层。他曾私下会见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齐皮·霍托韦利，也曾在一家与以色列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智库年会上发表讲话。但“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在他身后延续下来，仍有助于解释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在帝国体系的核心地带运作。先看几个具体例子。现任军情六处负责人及三位前任负责人、现任军情五处处长、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首席执行官，以及政府通信总部前负责人，都曾公开介入讨论，出现在BBC、天空新闻台和《卫报》等媒体上。在英国及其欧洲邻国，建制派关于战争的说辞，与人们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对战争后果的亲身感受，正在发生冲突。如果把支持战争的政客也计算在内，这一数字还会高得多。本文编译自里斯10月15日发表于美国《雅各宾》杂志网站的文章，梳理英国安全机构、媒体与军工利益之间的联系，分析扩军动员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委员会似乎也担心，情报头目会被卷入与社交媒体机器人账号的口水战，因为“众所周知，社交媒体也是敌对国家开展秘密行动的战场”。只有3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的生活会比父母一代更好，前一年这一比例还是63%；38%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更差。英国“停止战争联盟”共同创始人、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访问研究员约翰·里斯（John Rees）认为，频繁亮相媒体的军方、情报机构及智库人士，正在为军事化转向争取支持，而其中一些人与防务企业的商业联系，却很少得到充分披露。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内阁办公厅工作，并于2008年起草英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军工复合体。直到不久前，公众能知道现任或前任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名字，都还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报机构的媒体攻势如此密集，连政治体制内部的一些人也开始担心是否过了头。公众意识始终受到三种相互矛盾的因素塑造：建制派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以及参与抗争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真的。剑桥大学地缘政治中心中东及地中海项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尼古拉斯·霍普顿，曾于2012年至2021年间，先后担任英国驻也门、卡塔尔、利比亚和伊朗大使。战争狂热已经席卷欧洲政坛。舆论战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器向媒体领域不断扩张，只是其影响政治的一种方式。1961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提出了“军工复合体”一词。于是，政治精英动员现役和退役军方、情报机构人员，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为战争制造舆论。日益政治化的国家机构，还在以其他手段塑造局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之所以必须大力宣传，恰恰是因为整个备战计划正遭遇公众的广泛怀疑。军方、情报机构发言者与智库人士，合计占据战争和安全议题相关媒体露面机会的约90%。去年，英国政府商业任命咨询委员会不得不向桑德斯发出警告函，限制其从事相关工作。几组惊人的数字，说明了这场行动已经推进到何种程度。斯塔默政府依据反恐法律取缔“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后，以“恐怖主义”相关理由实施的逮捕增加了660%。走上荧屏的情报头目。相比之下，反战声音在主流媒体上的空间小得多。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高级副研究员H. A. 赫利尔博士，则在2005年伦敦爆炸案后，被任命为英国政府应对激进化与极端主义工作组的副召集人。前联合部队司令理查德·巴伦斯过去十二个月同样频繁亮相媒体。今年，他公开主张英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每年额外投入100亿英镑。他同时担任桑坦德银行战略防务顾问，以及Herminius公司的战略情报业务负责人。多数以学者身份发声的评论者，并非来自大学，而是来自与军方和情报机构联系密切的建制派智库，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谁能否认，这些话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退役空军少将肖恩·贝尔频繁出现在媒体上，部分原因是他受聘担任天空新闻台的军事分析员。益普索2026年10月民调显示，51%的英国受访者支持增加国防开支，较同年6月上升6个百分点。该所高级副研究员埃米莉·费里斯，同时是大型企业情报与安全公司“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的高级俄罗斯问题分析员。如今，情报头目频繁出现在广播电视上，为新一轮军国主义助阵。乌克兰战争，以及欧洲可能与俄罗斯爆发全面冲突的说法，如今成了各国重整军备、扩大军事预算和恢复征兵制的主要理由。强制权力。但媒体刊播他的评论时，并未披露这层身份。今年3月，罗利出席了英国“社区安全信托基金会”（CST）举办的晚宴。委员会认为，考虑到他的军方背景，如果Herminius或其客户希望“影响政策决定，或与政府开展业务”，他就“极有可能为该公司提供不公平的接触渠道与影响力”。他在军中时，曾负责监督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合同和项目。只有25%觉得政治制度公平对待自己，56%认同英国民主正陷入困境。他也为向科技企业提供国家安全建议的Pallas Advisors工作。但在帝国发展的某些阶段，军工复合体确实会成为推动局势的主导力量。曾担任国防参谋长或陆军参谋长的戴维·理查兹、马克·卡尔顿－史密斯、彼得·沃尔和尼克·卡特，也都多次出现在媒体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发出这一警告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艾伦·韦斯特勋爵——他本人也是经常在媒体上评论军事问题的人物。他于2003年以伊拉克问题分析员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后来被借调至内阁办公厅国家安全秘书处。欧洲领导人效仿特朗普疯狂扩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华盛顿“转向太平洋”，让欧洲陷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脆弱处境。2010年，约翰·索沃斯才成为首位公开发表演讲的军情六处负责人——这一职位在机构内部被称为“C”。贝尔、琼斯、桑德斯和巴伦斯，是电视和报刊上最活跃的扩军倡导者，但类似人物远不止他们几位。将军和情报头目背后，还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学者“伴唱团”。一些出现在媒体上的学者，会批评这股新的战争冲动，例如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学院的保罗·罗杰斯。一项民调显示，英国16至29岁的年轻人中，50%表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为英国参战。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科学负责人马修·萨维尔，曾在英国国防部任职二十余年。过去，财政紧缩的倡导者总把国家比作家庭，以“收支平衡”的必要性为政策辩护。他既像警察，也像政客，只不过省去了参加选举这道麻烦程序。如今，他们更倾向于说，紧缩是为了腾出资源、重整军备，以应对一场据称几年内就会到来的欧洲战争。【文/约翰·里斯】。反战组织代表只能分享剩下的10%。前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鲁珀特·琼斯少将也是媒体常客，多次出现在天空新闻台上。如果这些被捕者最终被定罪——其中许多人正面临无陪审团审判——英国的政治犯人数将超过普京治下的俄罗斯。2026年9月，他又在《独立报》高调发表一篇“动员令”，提醒公众警惕来自俄罗斯等国、由国家支持的威胁。阅兵场上的学者。这个概念也存在被误用的风险：如果它让我们忽略大型石油企业、制药企业等其他强大资本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国家权力，就会限制我们的理解。从德国数十万中学生参与的反征兵示威，到法国学生的封锁行动、西班牙大规模住房抗议，再到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种种迹象都表明：那些靠炸弹维系统治的掌权者，想把所有人都赶上战争之路，绝非易事。在罗利任内，伦敦警方还在监控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时，邀请该组织进入特别行动指挥室。2025年12月，新任军情六处负责人布莱斯·梅特雷韦利在首次公开演讲中明确警告，英国正处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地带”，并直接点名俄罗斯等国家的网络威胁及信息战。但他经营防务咨询公司的身份，却鲜少被提及。罗利还主导了伦敦警方对声援巴勒斯坦抗议者的打压，逮捕了两千多名参与声援行动的人，其中许多人是依据反恐法律被拘捕的，而这些法律原本不应被用于针对公民政治抗议。伦敦警察局局长马克·罗利，或许是该机构历任局长中意识形态色彩最鲜明的一位。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每年都会在总部发表电视讲话。过去十二个月，现役或退役军方及情报机构人员，在英国主流媒体上露面约900次，相当于每月75次、每周17次。然而，公众对这种军事化转向的支持十分有限。穿军装的媒体。英国现役及退役军方高层正公开介入国家政治，要求大幅增加军费。他描述这个“庞大的军事体系”时指出，其影响“遍及每座城市、每个州议会、联邦政府的每间办公室”，甚至触及“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罗利本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很高，尤其是在与以色列支持者打交道时。负责监督英国情报机构的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表示，情报高层的媒体活动已变得过于频繁，“可能使情报机构的重要工作显得轻浮”，最终“分散其对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注意力”。其中多数人只是因为举牌表达对这一被禁组织的支持而被捕。理查德·巴伦斯。即使反战人士获得发声机会，采访内容也常常不是政府政策、军事威胁或正在进行的冲突，而是他们组织的抗议活动本身，或者警方如何管理这些活动。除此之外，他三年前还成为了IBM的高级顾问。换句话说，整整一年，英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每天都通过广播、电视或报刊发声，平均超过两次。他还是防务与安全咨询公司“环球防务与安全解决方案”（UDSS）的创始人及联合负责人。这番话同样令人感到切合当下。在欧洲扩军备战的背景下，谁在塑造公众对战争与安全的认识。这家公司依托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高职的经历，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战略防务建议。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采用了一种被称为“以更多公开维持保密”的策略。另有38%表示，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参战。他担任Skyral公司顾问，该公司为国防、国家安全和企业领域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与英美政府及北约均有合同往来。该组织把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反犹主义，并积极针对批评以色列的人。如果只统计受邀专门解读战争、国防或外交政策的出场，而排除围绕抗议活动进行的采访，双方差距还会更大，大约达到30比1。他们不再完全隐身幕后，而是把公共关系当作战略工具，用来宣传政府政策、招募人员，以及维系公众信任。情报机构与媒体的亲密关系甚至发展到这样的程度：2022年，BBC邀请时任政府通信总部负责人杰里米·弗莱明，担任BBC Radio 4 旗舰新闻节目《今日》的客座编辑。琼斯还在商业风险评估公司Strategia Worldwide担任合伙人及战略执行负责人，同时为从事风险与危机应对的Berwicks Consultants提供咨询。但他们只是少数。这背后，是人们对社会运行方式更广泛的失望。前北约高级军官理查德·希雷夫、前联合部队司令克里斯·德弗雷尔等人，则加入了这场宣传行动。最近，他推动让帕兰提尔公司重新参与伦敦警察局的一项技术试验，实际上压过了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意见，尽管后者对这家声名狼藉的企业抱有切实担忧。欧洲当前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行动，看起来正是这样的时刻。